“我……”我愣了下才反驳，“不是，我不是……”

    女居士还要说，一向和我不对付的老僧从隔壁房走出来，双手合十把这女居士请出了寺院。

    冷静下来，我猜是老板把我的身份说了出去。

    我跟加措说想离开这儿，他问我想去哪里。

    想了许久，我告诉他想和他回他来的地方。

    他的神色变得极复杂，犹豫着不肯答应我，我追问，他就说再过段时间。

    后来我是‘小东洋’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，只要一上街，就有成帮结伙的孩子朝我扔烂菜叶扔鸡蛋，也有扔石头的，砸得我头破血流，看起来有些滑稽，搞得我只要一出门就胆战心惊。

    这倒还好，新政府成立之后，家里铁锅什么的都被缴上去熔了，要求都去村口的食堂吃大锅饭。后来干脆是有钱也没用，买粮买rou都得靠一张食指长度的小票，我毕竟是日本人，没有身份，表店的美国老板同我一样，都是‘没身份’的人，他生意惨淡，卖了门铺回美国去了，我则是连吃饭都成了问题。

    寺庙里也不例外，也不再能生活做饭。倒是食堂上还专门给和尚们开了个屋子吃素食。

    我遮遮掩掩地跟着去蹭一口吃的，立刻有人认出我，举起拳头悲愤地高声呼喊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

    去哪座城都是一样的，都是要身份、要那张小票子才能吃饭。

    加措终于答应带我去他来的地方。

    一路往西，直到火车都不通。剩下的路全要靠脚。

    路上走了两个多月，高原太折磨人，我差点死在跟加措回去的路上。

    天空仿佛离我很远，只是空气却愈发稀薄，怎样喘气都还是觉着闷。抬头便是一座座看不到边的高山，我莫名觉着惶恐。

    在我们的文化里，山是最崇高的生命，她远离世间一切丑恶，与太阳一道超然物外。

    这里日落时间很晚，我的脑子不再能估测准时间，浑浑噩噩的，身体哪儿哪儿都不舒服，也说不上具体是哪儿疼。

    最近想战时的事情少了，时间经常被我用来发呆。

    又不知过多久，我们停在一间破旧的小诊所里，加措揉捏着我手腕边侧凸起的圆骨，轻声说：“我们到了。”

    我的手背上还扎着注射的针头，手腕、手掌尽是深刻的伤疤，如此布满疮痍的一只手，摸了摸他衣袍边缘上已经旧得开线的刺绣，他便将我的手掖回被子里。

    药ye点点滴滴流进血ye，我的身体越来越冷，我告诉他：“凉。”

    他去打了热水，灌在大肚子玻璃瓶里，然后小心地把玻璃瓶压在透明的输ye管上。

    输进我身体的药ye不再冰凉，血管也不再一跳一跳地疼。

    加措不知在忙什么，并不总陪着我，当着老藏医的面儿，我也不好缠他留下。

    除了发呆就是吃喝睡，就这样在诊所里窝了一个礼拜，我的肠胃可算不再折腾，眼珠也没有那种要脱眶的胀痛。

    能下床了，就腆着脸追问藏医加措去了哪里。

    藏医指着窗外的山，我看过去，半山腰上的木屋从我这个角度看只有巴掌大小。

    他告诉我，加措在拾掇那木屋。

    看着很近的木屋，走起来远得吓人。

    我从诊所出来前，藏医还特意嘱咐我，慢点走，千万不要跑，这里和其他地方不一样，跑起来容易炸了肺子，人就活不成了。

    藏医皮肤褐红，脸上布满一条条年轮一样的褶皱，说什么都像真事儿一样。

    我听藏医的话，一路走到了木屋门口。

    半人高的杂草被捆成整整齐齐的一摞摞，木门敞着，屋子里牛头形状的气派火炉正烧着黑乎乎的燃料，屋子里暖洋洋的。

    见我来，加措放下刚捆好的草：“秋末了，等下雪了再收拾就迟了。幸好土灶还是好的。”

    我们就这样住进了这间木屋。

    高原上的草一点也不软，经常能看见圆滚滚的兔子顶着个小脑袋，三瓣嘴不停地嚼着草。

    不远处有盯着它的藏狐，藏狐长着一张大饼脸，不娇媚不狡黠，傻乎乎的。

    人少了，但动物特别多。

    黑色的小猪用鼻子刨地，黑颈鹤守在湖边等着鱼儿露头。

    太阳落山时间晚，阳光不要钱，心情也总是明朗。

    我想要加措带我下山看看，他推说我身体没养好，会不适应，再过一阵子。

    他白天不在，我并不担心，只以为像之前一样，他还是去找别的和尚辩法。

    天一黑，他就回来。

    渐渐的，我就有些讨厌起太阳，恨不得早早把它撵回西山下边。